[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土地的资本化。在我国，最早的土地资本化就是城市土地批租制：1998年城市房地产改革则开启了“土地资本化”驱动城市化的新阶段。城市土地批租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类资金来源，也不断推进城市版图的延伸。
三、社会悖论
社会悖论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土地财政”模式下，难免产生高价地进而产生高价房，有悖于国有土地为全民所有这一基本属性；二是在高价地、高价房的推动下，会导致住房不断向富人、富裕家庭集中，大多数市民百姓获得住房的能力减弱、机会减少，有损社会公平；三是城市扩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区域化、间隔化，会使弱势群体难以享受教育、就医等公共资源好的空间。临近这些好的城市公共资源的，往往是强势群体的高档住区。比如，高收人阶层正逐步占据沿江沿河地带、近远郊森林附近、城市中心大型绿地周围等环境景观资源优越的区域。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相对应，城市的空间资源也被等级化了。
四、生态悖论
过度的“土地财政”，资本无限制的扩张需求，贪婪地掠夺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会导致城市空间、人口规模随着资本扩张激增的同时，自然资源的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通过土地资本这部“机器”，变成废气、废水和垃圾排放出来，使温室效应、水资源危机和城市垃圾危机愈益严重，生态链越来越脆弱，将人类的生存环境推向极限。
综上，笔者认为，破解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是：改革集土地管理与土地经营于一身的行政体制，分离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有效评估与监控“土地资本化”的规范运作；同时允许农民的集体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相关的收入可用于保障已变为市民的农民的长远生计，保障农民能真正得益；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抑制土地财政的片面增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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