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土地的资本化。在我国，最早的土地资本化就是城市土地批租制：1998年城市房地产改革则开启了“土地资本化”驱动城市化的新阶段。城市土地批租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类资金来源，也不断推进城市版图的延伸。
“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化的四大悖论
（来源：光明日报）中国的城市化离不开土地的资本化。在我国，的土地资本化就是城市土地批租制：1998年城市房地产改革则开启了“土地资本化”驱动城市化的新阶段。城市土地批租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出让金和用土地抵押的银行贷款，这成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重要的一类资金来源，也不断推进城市版图的延伸。显然，当初要是不实行土地批租制，如今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2000年以后，以“土地资本化”为主要驱动力的城市化，日益演变成为各级政府的“土地财政”。一些地方政府不仅越来越依赖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而且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土地资本化”（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化的运作机制，使各级政府日益驾轻就熟地按照“征地—卖地—收税收费—抵押—再征地”的模式推动城市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成为的受益者。
但是，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城市的“资本化”驱动，凸显出以下四大悖论。
一、目的悖论
城市化、可持续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体市民享受城市发展、城市繁荣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试图通过“土地财政”来解决城市化、城镇化资金不足，进而实现城市繁荣、城市发展目的的城市化，其实际效果是：在持续升温的“卖地”为民、“卖地”为城市发展、“以地生财”的目标追求中，手段成为目的。近十年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迅速增长，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资料显示，2001年—2003年，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4年，收入近6000亿元。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有些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已超过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但这种透支后代人土地资源的“寅吃卯粮”的城市化方式，不仅没有让百姓享受到城市繁荣、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反而因80%以上的老百姓买不起房而感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幸福感也日益下降。显然，手段（卖地以获取城市化资金）与目的（获取城市化资金为了公共服务化，为了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关系被颠倒、扭曲了。
二、经济悖论
首先，土地资本扩张加剧了土地稀缺，设置了自身扩张的空间障碍。马克思说过，劳动力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但城市的空间分离使劳动力居住地趋向分散化，空间功能的分离和失衡使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结构趋于片面化，交通问题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障碍，劳动力成本面临劳动者的居住和通勤成本增加。这样，资本扩张的要素需求，不仅可能面临数量上的减少，也将遭受质量上的下降。
其次，“土地财政”增加了资本的成本。这不仅包括由于城市土地租金价格日益昂贵，自然资源日益稀缺以及由交通运输问题带来额外的成本，而且，土地的稀缺性和现有分布，也使得寻租行为广泛存在，成为腐败产生的重要诱因，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增加资本的成本。
最后，“土地财政”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加剧了产能过剩。政府掌握的大量资金投向哪里，会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多年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投向城市建设，刺激了建筑业、房地产业的大繁荣，带动了建材、民用电器、民用五金、民用化工等产业的发展，并导致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条产业链基本处于低端，并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这与中央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三、社会悖论
社会悖论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土地财政”模式下，难免产生高价地进而产生高价房，有悖于国有土地为全民所有这一基本属性；二是在高价地、高价房的推动下，会导致住房不断向富人、富裕家庭集中，大多数市民百姓获得住房的能力减弱、机会减少，有损社会公平；三是城市扩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而出现的区域化、间隔化，会使弱势群体难以享受教育、就医等公共资源好的空间。临近这些好的城市公共资源的，往往是强势群体的高档住区。比如，高收人阶层正逐步占据沿江沿河地带、近远郊森林附近、城市中心大型绿地周围等环境景观资源优越的区域。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相对应，城市的空间资源也被等级化了。
四、生态悖论
过度的“土地财政”，资本无限制的扩张需求，贪婪地掠夺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会导致城市空间、人口规模随着资本扩张激增的同时，自然资源的供应日趋紧张——尤其是不可再生能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通过土地资本这部“机器”，变成废气、废水和垃圾排放出来，使温室效应、水资源危机和城市垃圾危机愈益严重，生态链越来越脆弱，将人类的生存环境推向极限。
综上，笔者认为，破解土地财政驱动城市化的重要路径选择是：改革集土地管理与土地经营于一身的行政体制，分离政府经营土地的职能，有效评估与监控“土地资本化”的规范运作；同时允许农民的集体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相关的收入可用于保障已变为市民的农民的长远生计，保障农民能真正得益；同时也有助于从源头上抑制土地财政的片面增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可持续的城市化。
（来源：重庆时报）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并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杨沧白（1881~1942）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重庆就有条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
杨沧白在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
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仅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
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才没有进一步加大。
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
同时，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带动重庆土地财政从2001年前的2亿上升到10亿元。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尽管沪渝版本的房产税去年一直在预热，有关方面三天两头像挤牙膏似的透露一些消息，媒体也持久热烈讨论，公众多多少少有心理准备。但27日晚突然宣布征税方案，28日起就开始征收，还是出乎不少人预料。再加上征税方案内容的诸多意外，总之，沪渝征收房产税的方式、方法，让人多少有些意外。
在1月26日公布的 “国八条”中，只提了一句“各地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为依法征税提供基础”，并没有透露住宅房产税即将开征的任何信息，而沪渝突然宣布开征，且宣布方案的时间安排在晚上8点钟，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笔者始终认为，住宅房产税开征不外乎三种目的，即调节收入、抑制房价、增加税收。但在三部门答记者问中，只明确了征税目的利于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没有明确指出针对不合理房价，更没有明确指出为了增加政府税收。显而易见，即使不明确指出征税目的是为了增加税收，这个目的也不容否认。
更让人意外的是，两地发布的是正式的实施方案，而不是发布草案征求公众意见。虽然说住宅房产税是由生产经营性房产税演化而来，而且，国务院规定具体征收办法由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但是，房产是居民重要的财产，房产税的征收、使用与公众利益异常密切，如果征税方案事前能征求一下公众的意见，效果或许会更好。
毫无疑问，住宅房产税的开征，需要一系列征税条件来支持，比如，土地数据库、房产数据库是征税的重要条件，是否完善？房产价值的评估由谁来完成、如何评估等问题，公众同样需要答案。
从上海征税方案来看，上海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实行差别化的比例税率，即：适用税率暂定为0.6%，但对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2倍（含2倍）的，税率可暂减为0.4%。“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由统计部门每年公布。也就是说，上海市实行的基本上是固定税率。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说，房产税理应实行累进税率。
据悉，重庆版房产税预计今年可以收2亿元。但按照上海房产税方案征收，又会为上海增加多少税收呢？显然，这也应该提前有预算，好让公众知道上海房产税能给保障房建设提供多少资金支持。
此外，笔者还认为，住宅房产税的推出应该与土地财政的改革挂钩，不能让地方政府从房产税、拍地两头得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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