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近日表示，中国政府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举措成效显现，刚性购房需求已回归主体，投资性购房得到控制。对于未来的房价走势问题，秦虹表示，控制投资性需求仍将是政府调控的重要目标，在调控政策不变及中国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
多重失衡
宋丁将热度不退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喻为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局，集中反映了经济结构多重失衡的现状，其中既有购买力、产业结构以及地域发展的不均衡，亦有利润与风险的不均衡。
“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购买力的不均衡，房价被少数支付能力极强的人拉动起来，从而累及到购买力极弱的人。此外，还有产业结构的不均衡，过去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地产投资，从而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当整个国民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无形间增加了风险，一旦泡沫破裂，国民经济将陷入难以料想的灾难性后果。稳增长、调结构、求发展，其中调结构才是核心，否则稳增长与求发展将无从谈起。”宋丁分析道。
邓志旺分析政策的初衷，正是为了抑制房价，并慢慢提高刚需群体的收入，最终实现二者的接轨。“今年广东省提出的工资上调标准是10%~15%，把房价的上涨控制在10%的幅度内，但实际上落实得怎么样呢？工资水平的上调毕竟是一种市场行为，在现实中，高收入群体的工资上涨往往高于10%，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上涨低于10%。”
从根本上着眼，邓志旺将房地产的现状归因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换回大笔外汇，却又没有进口冲抵，大部分钱只能在国内消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有限，造成了出口动力不足，实业家只能去投资房地产。”
早定大计
如果将限购、限贷政策形容为抑制房价的“霹雳手段”，房地产领域的调控缺少的却正是长久之计。宋丁表示，“在房产税落地之前，人们还心存侥幸，处于观望之中；一旦落地，房屋持有成本明显上升，大家就不敢再持有多套房产。不过房产税的出台，目前还是说得多做得少。”
“对现有的结构进行调整，特别在一些长效机制上做文章，比如保障性住房的开发、房地产税的征收、合理的国家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建立，如果这些政策作为组合拳能尽快推出，对于调配房地产价格会有长远意义。”宋丁如是说。
谢志岿也觉得，所谓长久之计无外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多层次保障房体系的建立。前者是为了限制房地产领域的暴利，使它的利润同其他部门的利润大体持平；后者是要保证各个阶层在房地产市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这种均衡，不可能由一个地方政府去独立实现，而是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在范围内统筹住房问题。”
而在邓志旺的构想中，“深莞惠一体化”才是解决人地矛盾的长久大计。“政府不能只盯着一千九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有谋划‘深莞惠一体化’，将三个城市融合一体，毫无屏障地建立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体系，方能释放更多土地，分流城市人口。”
进入利益协调阶段
谢志岿坦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并非真正的市场，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资源，作为利益主体，可以随行就市卖地，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监管者。导致调控政策只能“点到为止”，且在执行中被大打折扣。
“地方政府作为监管主体，需要调控房价；作为市场主体，又需要维持高的价格，构成了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可以说，房地产的调控，已经由行政控制进入了利益协调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明确政府的社会管理责任，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民众权利。”
邓志旺则进一步诠释了“居者有其屋”的内涵，“‘有房子住’与‘有自己的房子’是两个概念。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策来看，他们还是倾向于‘居者有其屋’的，因为房子代表了财产。为此，政府要有明确目标，制定进度，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个问题。”
宋丁回顾，过去的房地产政策太多照顾了利益诉求，而恰恰忽略了最基本的居住功能和社会功能，房地产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应被逐步纳入整个社会政策体系。“政府作为‘守夜人’，尤其要坚持不与民争利，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亦有这类观念，孟子就曾告诫梁惠王，‘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过去的房地产政策太多照顾了利益诉求，而恰恰忽略了最基本的居住功能和社会功能，房地产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应被逐步纳入整个社会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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