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７２米高的大坝挺立在两座狭长的青山之间， 处开阔的一池碧水是长江流域清水河支流鱼洞河的源头。
７２米高的大坝挺立在两座狭长的青山之间， 处开阔的一池碧水是长江流域清水河支流鱼洞河的源头。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东风镇的鱼洞峡水库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８日开工建设，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实现供水，１８６０万立方米的总库容为贵阳 城区不断增长的人口解决了缺水问题。
鱼洞峡水库是中国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在贵阳市打造的我国 城市水资源综合管理项目的标志性工程。贵阳市通过这一覆盖城市用水、城乡居民饮水、农业灌溉、流域治理等全方位的水资源管理系统，为破解我国城市缺水难题带来诸多启示。
城市发展之痛：守着９８条河流仍“喊渴”
２０１０年以来，一向降雨量充沛的中国西南各省遭遇干旱，干旱波及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贵阳市正是其中的代表。
地处长江、珠江两大流域分水岭地带的贵阳市，境内１０千米以上的河流共９８条，天然水资源充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贵阳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７００立方米，是人均值的１／３，远远低于 划定的城市缺水警戒线１７００立方米，属工程型缺水地区。
“地下水滚滚流，地面水贵如油”——贵阳市水交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勇如此形容贵阳面临的缺水威胁。他告诉记者，贵阳水资源在时空上分布不均衡，集中在５月至９月，更严重的是近一半的地表水会随着当地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蒸发或流失了。
不仅如此，不完善的城市供水基础设施与贵阳市迅速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加剧城市供水压力。受此影响，贵阳市农村地区也只有一半农村人口目前拥有自来水，约４２万农村居民饮用水短缺。
贵阳市的发展具有中国现代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以消耗基础水资源为代价的快速发展。这一地区的缺水也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
亚行研究显示，贵阳市经济每增长１％，用水量就会提高０．３３％；到２０２０年，贵阳市的用水量将达到１７亿立方米，如果不采取更高效的措施，届时贵阳市将不得不从其他 区引水２亿立方米，同时还需要进行废水处理。在其未来发展道路上，水资源短缺无疑是一大威胁。
从城市到农村：水资源综合管理破解难题
“很多时候，控制用水需求、节水和恢复生态系统比修建供水设施的成本要低。”郑勇介绍，为破解缺水难题，亚行为贵阳市提供１．５亿美元贷款，支持其探索多个领域的水资源综合管理。
这一项目包括完善城市供水设施，如支持贵阳新建８座水库；中型水库配套水厂１个；也覆盖农村用水，如改造灌区１１．２公里，完成２６０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治理，还帮助农民修建５５０口蓄水池，总 ２６．７９３４亿元。
已经完工的鱼洞峡水库工程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２９７万千瓦时。该项目工程部副部长韩鹏告诉记者，配套水厂供水能力为每天１０万吨，目前每天可为新城区供水３万吨，受益人口达２０万人左右。
在贵阳市息烽县，总 ３１６万元的“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解决了农作物的灌溉问题。５５０口小水池出现在当地石桥村、九庄镇和流长乡的农田间，每口可蓄水５０立方米，总容量２．７５万立方米，可新增灌溉面积２３０５亩，解决４００多头大牲畜饮水问题。
５８岁的陶云翔在石桥村种了半辈子烟叶。他告诉记者，烟叶娇气不能缺水，以前只能看天吃饭。自打地里有了三口小水池，灌溉问题解决了，收入也有了保证，现在３０亩烟叶一年能收入七八万元。
在缓解城乡水资源短缺的同时，该项目还推动贵阳市改变水务部门多头管理的松散局面，如打破部门分割，成立专门的水交集团负责相关水务项目。
“贵阳项目在水资源综合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给中国其他城市甚至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树立了典范。”亚行东亚局环境和自然资源处处长张庆丰表示。
生态补偿机制：使用者付费让生态服务更有价值
鱼洞峡水库令贵阳市城区受益，但水库的源头却在不归贵阳市管辖的龙里县，距离水库１９公里。对上游龙里县而言，守着一个饮水源，意味着经济发展会受到限制，如上游沿线的屠宰场和砖厂须搬迁、坡耕地要退耕、农村要防止水土流失并减少点源污染等。
上游损失的费用谁来出？该项目一大创新是纳入了生态服务支付机制，由下游受益的用水户向上游社区提供补偿。为保护河流和规划中的下游水库，亚行提供技术援助，设计了生态补偿计划。
“生态补偿机制体现了为环境服务付费理念，这是一种财政激励机制，目的是在水库水源地长期有效地减少污染，改善环境。”亚行高级水资源 小林嘉章说。
为保护供应饮用水的水库，贵阳市拨给龙里县一定费用用于建立户沼气系统、处理动物粪便、在山坡地退耕还林、防止水土流失、减少点源污染，以及工业污染的污水处理系统。这些措施所需要前期财政费用约为２００万元，每年要支付给龙里县８９．２万元至１７０万元。
贵阳还计划在支付意愿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水费来筹集生态补偿计划所需资金。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西部开发司农村生态处了解到，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开展领域有限，补偿方式比较单一，补偿标准不够科学，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需深入研究。
据悉，为尽快使生态保护补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我国正按照先制定指导性文件，再制定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然后视情况将条例上升为生态保护补偿法的工作步骤，循序渐进推动生态保护补偿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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