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年初，钱创绩的父亲从村委领回了十几张粮票，用它们可兑换210斤口粮。而路南村村支书孔国夫，也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把村里分散耕种的土地收拢，连成数百亩的粮油基地，再给全村860多户、2100多人发放自制“粮票”，兑换粮油合作社自产的“有机米”。
粮票又回来了？！
2015年初，钱创绩的父亲从村委领回了十几张粮票，用它们可兑换210斤口粮。而路南村村支书孔国夫，也终于兑现了他的诺言：把村里分散耕种的土地收拢，连成数百亩的粮油基地，再给全村860多户、2100多人发放自制“粮票”，兑换粮油合作社自产的“有机米”。
为了争取更多人支持，粮票发放范围扩大到户口外迁的大学生、进城务工的农民甚至是随嫁到本村的“外来媳妇”。这些粮票不仅是到村里粮仓领取口粮的“存折”，还具备了“类货币”功能，被获准自由流转，不少邻村人也跑到路南村仓储中心兑换大米。
当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遇到市场经济下的土地经营权流转，这个大胆的试验会触发什么？
水乡缺粮
潘阿昌时常念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路南辉煌的时候。那时候，全公社水稻亩产805斤，甚至超过了本地国营农场，中央领导“习仲勋、张闻天也都来过”。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路南还算是农业村，全村有1800多亩田，“推开家门能看到稻田”。
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路南村，位于浙江省北部的萧绍虞甬平原。浙江省农科院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徐红玳说，这里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水充沛，土壤肥沃。历史上，绍兴产的粮可以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运到京畿地区。
1983年，浙江省的乡镇企业大热，潘阿昌“赤脚上岸”，办起了为纺织企业做设备配套的铸造厂，自任厂长。后来，村里建起经营性厂房，逐渐把农田占用去了，20亩、30亩……陆陆续续续被划走了。再后来，柯桥发展成“全球大的纺织贸易集散地”，许多农民到一路之隔的中国轻纺城开起门店，其中的佼佼者当上了纺织厂老板。
村民进厂务工、进城营商。昔日的鱼米之乡路南村，土地抛荒，农田弃耕，逐渐成了经济薄弱村、“贫农”上访村。
路南衰落的背后，是城镇化、工业化背后的粮食主产区欠账。绍兴市柯桥区农办副主任钟志文说，路南村所在的柯桥区，自产粮食只占本地消费量1/5到1/4，绝大部分都要靠外地调运，“米袋子大头在外面，粮食生产任务完成压力很大。”他分析出两个原因：一是工业化、城镇化持续20多年，尽管耕地占补平衡完成进度理想，但替代土地都没有原有耕地好，其亩产也出现下降；二是人口结构出现倒挂，柯桥外来人口65万人，本地人口只有61万人，“相当于吃饭多了一张嘴。”
不独柯桥区，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的负责人高松青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南粮北运”，近些年反而变成了“北粮南运”、“中（部）粮东运”，浙江省已成为第二大缺粮省份，“一旦黑龙江、河南等粮食主产区发生大的灾害，就可能爆发粮食安全问题。”
徐红玳调研发现，路南村虽有16家种植、养殖专业户，但农业布局呈“插花状”，农业配套基础设施老化。孔国夫想，土地不集中，粮食亩产就上不去；亩产上不去，粮食就没法自给自足，更别提重振产粮大村了。
可是，拿什么说服村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出来呢？
“粮票”回归
2013年，刚上任路南村新一任村支书，孔国夫就召开一户一名代表的“户长大会”。
这一年，浙江全省掀起“拆违”行动，路南村拆除了3000多平米违法建筑，其中就包括各户小块农地上违法建设的出租屋或杂乱搭建的丝瓜棚。路南村本地人口只有2100，外地人口却有一万多，房屋出租是一笔可观收入。而中老年人在自留地上搞点小瓜小果，更是长期有之。
断人财路，移人乡俗。拆出来的土地怎么利用？孔国夫总要给乡亲们一个交代。而他的办法，就是成立路南经济股份合作社，追寻路南公社的光荣史，把土地收回来，统一经营，给村民“送”粮食——这寄托着他对“共产主义”时代的遐想，而那段时期的存留，就是尘封的粮票。
打钱创绩记事起，粮票已停止流通。父亲告诉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在大队出工，粮票就像现在的人民币，赚到的工分换粮票、布票、油票，再用它们兑换相应的口粮和日用品。
孔国夫调侃说，他把粮票的版式、图案都模仿“通用粮票”，只不过把“”二字改为“全村”。粮票通过印制数字编码做到“实名制”（这是他自比超过通用粮票的地方），还可以挂失。粮票甚至具备了“类货币”功能，被获准转让给外村人，不管有偿还是无偿。
光靠精神激励当然不够。孔国夫给村民们描绘了一个好光景：归拢零散土地后，形成的粮油基地一期240多亩，大约收获稻谷26万斤，折合大米约为18万斤，相当于亩产750斤。而实施集中耕种，大型农业机械就可以上马了，插秧、收割、犁地、秸秆打包全部机械化，比人工耕作的亩产高了两三百斤。
路南经济股份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是村支书孔国夫，而粮油合作社则由村长任法人代表。在孔国夫牵头下，路南经济股份合作社将村集体经济收入中的180万元，借给粮油合作社，用于购置进口的收割机、插秧机、犁地机、秸秆打包机，建立粮食烘干中心、加工仓储中心、农机维修中心、农资储备中心。
2014年底，晚稻迎来了好收成，村里每户人家都存着几百斤大米，堆在家里眼看着要霉掉了，打防腐剂打蜡又影响品质，成了家家都头疼的难题。孔国夫跟村两委商量后，决定把粮食存到粮油合作社的仓储中心里，给村民发“存折”——粮票。粮票上印着路南村粮油专业合作社通用粮票，面值分别为30斤、10斤和5斤，由不同颜色组成。按照成人每人70斤，10岁以下儿童，每人35斤。
就这样，钱创绩的父母从村委领到了粮票，每人的面额加起来是70斤；他们可以随时从粮仓提取袋装稻米。每隔两三天，在柯桥城区工作的钱创绩就会回村和爸妈一起吃饭。“嚼起来，更软、更香甜，跟我候吃到的一样。”
吃自己村里种出来的大米，总归是放心一些。这些年，“镉大米”“香精米”等商品粮屡屡被曝出质量问题，让村民们心有余悸。路南村自产的大米，则是靠鉴湖水系浇灌的，很少打农药，用粪便而非化肥来施肥。现在，耋耄村民潘阿昌吃着用粮票兑换来的米，胃口也变好了。他笑着说，商店买来的米是漂白过的，洗米后没有淘米水；村里发的米很糯很嫩，香喷喷的，稍稍一漂，就有白色的淘米水出来。“粮票”实验有了效果，孔国夫并不满足。今年起，水稻种植面积将从200多亩扩大到600多亩，发行更多的粮票，从而足以供应全村居民（除外来人口外）的全年口粮。除此之外，今年下半年，粮油合作社还能向市场供应14万斤有机大米。“到时候，‘全村统一粮票’就要改版本啰！”孔国夫说，现在，隔壁村的朋友已经早早来电向他“预订”大米。照这样下去，粮票不久就会在周边地区变得金贵起来。
路南模式
紧邻104国道和杭甬铁路，孔国夫试验的路南粮油园区，是一块被城区包围着的金贵的“城中田”。
即便粮票有望。对于村民们来说，种田的也远不如打工和出租房屋大。摆在孔国夫面前的难题，是找种田的人。现在，路南村从事农业的人口屈指可数，这两年，如果不是从外县雇来两名种稻“专业户”，承诺每年给10万元的工钱，根本找不到适龄、对口的劳动力。
本地人不愿意种田，外地人想集中经营却又不得，这就是路南的尴尬。而相同的问题，更是存在于浙江全省，甚至。
2014年，浙江省政府发文提出：“引导和支持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形式，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或与企业、科研单位等组建股份合作农场，实行租金保底和利润分红结合的分配机制，进一步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规定：“赋予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权能。”
近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渭山公开表示，尽管允许社内流转、部分地区向社外流转放开，但股权背后依旧附着了成员资格所固有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的再次无偿分配权及计生倾斜政策等，导致土地难以流转起来。
这意味着，浙江全省581.4亿元集体经营性资产（截至2014年6月底），无法被转交村外“能人”经营管理。不仅如此，股权流转难，还意味着农民持有的股份也无法实现抵押、担保等诸多财产性权利，无法把死资产变成活资产。
而路南村的“粮票”实验，对于解决粮食生产规模化与土地流转难这对矛盾，开启了令人惊喜的“路南模式”，引发了浙江本地媒体的热烈反响。《绍兴日报》对此评论称，透过“粮票”这个形式，此事的更大价值其实在于建设“村级粮仓”本身，也就是村集体向村民流转土地，并通过“连作连种”，开展粮食规模化种植。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村子，都能在“粮票”制度的激励下，走上土地股份化之路。路南模式背后，正是土地流转的创新。
程渭山对此呼吁道，依托县、乡两级现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或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将依法可交易的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和林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股权和其他依法可交易的农村产权等，统一纳入流转交易平台。
延伸阅读：
土地储备不再是房企在资本市场的加分项
免责声明：凡注明“来源：房天下”的所有文字图片等资料，版权均属房天下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文中所涉面积，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建筑面积；文中出现的图片仅供参考，以售楼处实际情况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