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彭家湾改造已持续了一个月，拆迁安置协议签约率超过了80%。搬家的人依然忙碌，被拆的楼房明显增多。目前，已有80万平方米的老房被拆除。
彭家湾改造已持续了一个月，拆迁安置协议签约率超过了80%。
搬家的人依然忙碌，被拆的楼房明显增多。目前，已有80万平方米的老房被拆除。
作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城中村”改造的领头工程，彭家湾改造的顺利与否，对下一步诸如东山水口寺区域、三马片区等城市边缘地带的改造，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对贵阳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亦有助推作用。
贵阳“城中村”的特点是什么？贵阳“城中村”改造将向哪个方向发展？……记者专访了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贵阳市建筑设计院建筑规划所副所长、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许欢。
彭家湾狭窄、互相缠绕的巷道很快将成为历史
google卫星地图上剪切的彭家湾周边地形图，黄色部分为彭家湾改造区的大体位置
贵阳市建筑设计院建筑规划所副所长许欢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
彭家湾模式有借鉴作用
记者：彭家湾改造项目是贵阳旧城改造的一次大动作，它的必要性在哪？
胡晓登：贵州本身的城镇化率太低，比的平均水平低15年，确实应该跨跃式快速发展，快速发展就必须要讲个规模。像彭家湾这样成片开发，体现的正是规模经济，彭家湾模式的成功，对全省会有借鉴作用。彭家湾改造，是贵州改革开放30年来的手笔，贵阳很有气魄。
记者：贵阳的“城中村”或者说棚户区的现实状态是什么样子？
许欢：贵阳“城中村”是“城”和“村”的混杂，是一种复合式或者说是广义的概念。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周边，如东山水口寺区域、三马片区、彭家湾等，其成因多是因为城市扩张蔓延所致，有一定郊区城市化特质，是“城”和“村”各自建设发展的产物和混杂区域。
区域形态由旧城社区、生产单位、棚户区、狭义“城中村”构成。使其性质复杂，对整座城市影响更为明显。这也是贵阳“城中村”与广州等地传统意义上“城中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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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阻碍城市发展
记者：“城中村”改造，对老居民的影响是深远的，生活方式、家庭经济收入结构都会变化，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胡晓登：拆迁，确实对那些靠出租房子作为家庭收入的老居民有较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从政府和房开商的角度算，要把每个人以后的长远生计问题都考虑，要把这笔账算出来，那所有此类大型改造工程都没法运行。
另外，拆迁户也应该看到得到的新房屋增值了，破房子和小区的电梯楼价值差距大，房子财产增值是上升趋势。当然，经营性用房，政府和房开商应该在相应的地方重新规划，这个必须要做，要不百姓不答应，就太不公正了。比如合理安排在小区附近或小区内，重新集中安置，这样就能把根本性矛盾化解。
记者：“城中村”改造在广州、苏州等都在如火如荼进行，“城中村”对城市发展有什么负面影响？
胡晓登：首先，“城中村”会对城市发展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挤出哪样东西？治安问题、基础设施滞后等。“城中村”严重妨碍城市整体发展，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包围市民的局面。第二，城中村本身居民的生活质量太差，这也是改造城中村的必然。第三，城中村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巨大障碍，会影响“水电气路宽带”的完善，极大浪费社会公共资源。第四，高楼大厦、花园洋房旁边是杂乱的“城中村”，这个社会早晚要出问题，贫富差距会带来仇富的愤世心态，会被放大、引发成为社会问题。所以必须改造“城中村”，实行联片发展，将城中村打造成为城市带。
许欢：由于形成初期没有被统一纳入城市土地及空间规划体系之中，加之丰厚的租金吸引，“城中村”的建设是无序的，普遍存在着违法建筑、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匮乏、街道狭窄、环境脏乱、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建设发展极不协调，对城市景观、土地利用与空间布局产生不良影响。
记者：“城中村”给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的生活成本，“城中村”的消失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
胡晓登：应该说，“城中村”消失对租房客影响不大。租金涨是铁定的，改不改都涨。一方面物价在上涨，使租房成本不断提高成为客观事实；另外，现行的打压房价政策，造成买房人少，自住房的人少了，供大于求，肯定要涨。
当然，租房客也不用担心，城镇化永远有个边际，彭家湾改了，边上新的“城中村”又起来了，只是往城市边缘挪了。有需要就会有市场，有低租金的需求，就会产生相应的市场。
许欢：“城中村”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首先居住地，村民在这一过程中，谋生手段从原来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依靠出租房屋为生。因为“城中村”房源供应充足，房租相对低廉，区位交通相对便捷，加之管理常常游离于城乡控制之外，所以成为千千万万外来暂住者的之地，并且该类人群数量远远超越了原有的村（居）民。
记者：中国的“城中村”，和国外的贫民窟有何区别？
胡晓登：城中村的概念主要不是一个行政概念，主要是一种身份概念，以农民和外来人员为主体的，以农民的房子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旧城区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城市化初期，出现城中村或贫民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只不过是福利好点的国家能缩短这个期限，不必大惊小怪。
另外，中国城中村，包括城郊结合部贫困区，其情形比起和中国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要好得多。中国的城中村改造，这种阵痛过程会比很多国家好得多，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府和国家，比全世界发展中的国家都要有钱。政府重视民生问题，这样的过程会比很多国家短，这点我是很有信心的。
许欢：贵阳“城中村”不同于西方“贫民窟”，“城中村”和西方“贫民窟”都是早期城市化过程中居住空间分异的产物，都是吸纳以进城农民为主的流动人口的低成本城市居住区，二者具有相通的性质。
但“城中村”和“贫民窟”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西方没有城中村。两者本质不同的根源是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对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和集体经济属性的城中村地区，在户籍、土地、规划、建设、融资、就业、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
可见，“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是我国城乡不统筹的产物。“城中村”现象的大量涌现及其特征表明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和西方国家已经历过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异。
贵州应自行制定可行的拆迁条例
记者：“城中村”改造突出矛盾是拆迁，请问症结在哪？改造方式是什么？
胡晓登：问题是，中国没有一部可操作性的拆迁法。缺乏可操作性的法规文本，体现了性有关法规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贵州可以考虑自行制定地方性条例，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百姓收入来立法。
许欢：简单来说，改造方式是“城中村”改造加上旧城更新整治，前者主要面临土地使用权限由集体转为国有，并解决失去土地后农民生存方式的系列问题；后者则是土地权属在城市内部的转变，以及用地性质的改变和空间布局的优化、居住环境品质的提高。就彭家湾片区而言，用“旧城改造”比“城中村改造”更贴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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